前言

德清是一个既年轻又古老的县区。年轻，是因为她从建制撤并至今才66个春秋，更因为她将县治从乾元迁到武康建设“改革创新高地 品质生活新城”才30载；古老，是因为这片土地与远古防风文化、良渚文化一脉相连。距今4800年前的雷甸中初鸣地区，就有了迄今为止良渚文化时期最大的制玉作坊群。县域内发现的火烧山窑址、大庙山遗址、德清古桥群、下龙潭摩崖题记、洛舍新四军标语……，更彰显了几千年来先人们在这块大地上创造的璀璨文明。

上古时，今德清为古防风国。东汉初平年间（190-193年），分乌程、余杭两邑之境，置县曰永安。晋太康元年（280年），永安县改名为永康县；太康三年（282年），又改永康县为武康县。唐天授二年（691年），析武康县东十七乡置武源县，唐天宝元年改曰德清。自后，历代因之。新中国成立后，始于一九五八年撤武康县并入德清县。两县县域合为一，而县名统谓德清。“名下无虚”“春风得意”“走马观花”“寸草春晖”“四声八病”“黄粱一梦”“丁固生松”“龟三顾”等诸多历史故事和传说，或发生在德清县域，或与德清密不可分。

史书重地

中国历代撰写的二十四部正史（简称《二十四史》），在中华文明史上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通过纪传体的编纂方式，以本纪、列传、表、志等形式，反映了中国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使中国和中华民族成为世界有四千年连续、完整历史记载的国家之一。《二十四史》中《宋书》《梁书》《陈书》，均由历代德清人撰写而成，由此而知，德清人在《二十四史》编修中所具有的历史地位和意义，更是元丞相脱脱监修《宋史》《辽史》《金史》无法比拟的。《宋书》《梁书》《陈书》三书作者沈约、姚思廉，在史学研究上各有独创，引领时代风骚。

在史书编纂实践上，撰著《宋书》的沈约开创了“因事附见”的编纂方法，即在记载某人（物）时涉及他人（物）时附带记载，以省去为之重新立传之繁琐。从此往后，这种因事附见、以事系人的编纂方法对后来的史家撰述产生了深远影响，如萧子显撰写《南齐书》时直接继承了这种编纂方法。在《宋书》之后的正史撰述中，这种方法更是成为一种范式。

在史学史实研究上，沈约讲求“实录”。沈约对晋、宋、齐、梁四代历史皆有研究著述，惜《晋书》《齐纪》《梁武帝本纪》已佚，唯《宋书》在世入《二十四史》之列。沈约在编纂《宋书》之前，南宋人何承天、苏宝山、徐爱等已相继纂有《宋书》且流行于世，但沈约却指出其存在的诸多史实多非实录，难以取信。于是沈约针对徐爱等的《宋书》不足，以全局观念重新确定了《宋书》的记载范围，客观地取舍史料，使对刘宋历史的撰述达到“实录”的高度。

与此同时，博物洽闻的沈约承继前代史家重视“通”的编纂观念，在所撰《宋书》中列“八志”，著八篇典志，记载溯源秦汉，尤详魏晋，弥补了《三国志》《后汉书》缺载典制的缺陷，提升了《宋书》的史书水准，使之在断代化正史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梁书》《陈书》，均为唐代史学家姚思廉所著。姚思廉，德清人，其父姚察为隋朝大臣、文学家、史学家，其祖姚僧垣是医学家。新旧两《唐书》称姚思廉为京兆万年（今陕西长安县）人，乃因其父于陈朝灭亡后到隋朝做官，迁于北方之故，实为德清人。姚察入隋为官后，奉诏修撰梁、陈两朝历史，惜未及完成就因病离世。唐初两次诏修前代史，姚思廉均参于撰修工作。姚思廉数十年中撰写的重要史著，当推继承父业而成的《梁书》《陈书》。

在姚思廉的史学生涯中，“以史为鉴”的著述宗旨是其史学思想的重要特点。这虽是唐初统治者急需总结历史经验为当时政治服务的现实需要，但也更突出了姚思廉承旨撰陈、梁二史时“以史为鉴 直言无隐”的宗旨思想。与之相辅，姚思廉坚持并注重历史是发展、政权交替是必然现象的进步史观，“夫道不恒夷、运无常泰，斯则穷通有数，盛衰相袭”，认为历史取决于人事。

《梁书》《陈书》二书的撰述，姚思廉坚决抛弃了以骈文写史的做法，抛弃了这种影响思想表达、颠倒思想内容和表达形式主从关系的形式主义文风，通篇用散文写成，语言通晓简练。这是史学家坚持求真和致用的勇气，要知道，唐贞观年间所修《晋书》中唐太宗亲撰四篇史论也是用骈文写成的。

《梁书》《陈书》二书，文风朴实，叙事简严，不采琐言和神鬼怪异事。但对新兴的社会现象却以敏锐的视角捕捉记载。如梁、陈二代，佛教兴盛，二《书》如实记载了涉及佛教的史事和重要的信佛事例。这种实事求是的史学思想至今仍是史学精髓。清人赵翼对其更是大加称赞“行文则自出炉锤，直欲远追班马”。

方志之乡

“志为官书。县志，一邑之官书也。”故但凡修纂县志，于一县之舆地、宫室、食货、法制、职官、选举、治行等无一不载，而后来者可鉴往明今。德清县的志书虽始于宋，但德清人在志书上的纂修与实践，早在魏晋南北朝方志学刚起源之际，就有前辈先贤致力于此。

南北朝时，武康令沈怀远著《南越志》，是六朝时期重要的地理志书，至今仍具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浓重文学性质，虽也失佚，但研究与辑佚者仍代有其人。沈约不仅在史书上著述丰饶，在志书的纂修上也颇有成效，著有《宋文章志》《梁百官人名》等专志，惜多已失传。

唐初“十八学士”之一的姚思廉虽秉承其父史学之业，但起初也是由志入史，在隋大业五年奉隋炀帝之命与崔祖濬修历史地理志《区宇图志》。出生于唐天祐十六年的僧赞宁，除纂修了《宋高僧传》等外，更纂修了《笋谱》，为中国最早的一部竹笋专志，至今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宋代的吴柔胜撰写的十卷《宗泽行实》，详载了抗金名将为国尽忠的风采，沈该在兼修国史之余，订正了《江宁图志》。

明朝刑科给事中，山西提学佥事陈霆辞官回乡后，日夜潜心，捉笔纂编《仙潭志》，是浙江和全国最早纂修乡镇志的集镇之一。江南三大名楼中，蔡官治为其纂修了《岳阳楼志》《黄鹤楼志》。

清代榜眼、翰林院编修徐天柱撰著的《运河考略》，徐养源撰述的《渤海考》《朝鲜疆域考》《氏族考》等，将志书的视野放至全国乃至域外。而乾隆年间徐承烈所著《越中杂识》，得到陈桥驿先生“此书在内容上是特别珍贵的”评语，更是绍兴地方文献中的珍稀文本。清末经学家俞樾的志书著述更是多样，如《上海县志》《天津县志》《镇海县志》等等。俞樾之孙俞陛云，在他亲自教育培养下，亦聘为清史馆协修，编修清史。

以上所列，多为众人耳熟之德清先贤，在历史长河中，还有着更多的前辈先贤致力于方志文化，或为任一方，纂修县志；或息影故居，潜心作志。此类盛事，不胜枚举。乃至清代女诗人李端临以其独到的视角，撰著了《女艺文志》《继小名考》，为女子文学修志。

志书修纂，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十分重视方志工作，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展新中国第一轮修志，这是盛世修志、志存盛世。在县委、县政府的关怀和支持下，一轮修志阶段完成的《德清县志》荣获全国新编地方志优秀成果二等奖，也是一九九二年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到杭州考察时呈送审阅的三部县志之一。

国有史，地有志，家有谱。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因此，探索历史来源、提示历史规律、辨析历史大势，是新时代历史研究工作者的神圣使命和时代责任。作为党史和地方志工作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关于党史工作、地方志工作重要论述精神，特别是去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传承红色根脉、赓续历史文脉，按照“为党立言、为国存史、为民修志”职责要求，围绕当好历史文化守护者、红色文化与传统文化传播者、民族文化及本土文化挖掘者，推动“存史、育人、资政”三项主业质量全面提升，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积极探索、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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