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一座城市之所以能够神采飞扬、惊天动地、乃至永恒和伟大，构成其骨骼和血脉的则是那些街道、里弄和房子。如果把城市比作大湖，那些大街小巷犹如江河溪流，是最终汇成大湖的源头。因此说，一座城市就是一部历史，一条马路也是一部历史。在上海，有64条永不拓宽的马路，其中有一条因其独具魅力而成为上海市政府向全世界重点推出的世博旅游景点之一，这条马路的名字，就叫武康路。这条被人们誉为“浓缩了上海近代百年历史”的“名人路”，与我县（旧武康县）及莫干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德清县，1958年由德清县、武康县合并而成。现县城为武康镇。上海有条武康路，二者有着历史的渊源。上海的武康路曾居住过无数在中国历史上呼风唤雨的历史人物，他们都曾经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进程。如果没有他们，上海武康路就不会这么丰富、厚重和精彩。毫无疑问，是武康路特殊的人文环境，吸引、聚集、塑造了一批特殊的人群，他们在这里用生命之笔书写人生或喜或悲的传奇，仅仅在三四十年代间，就有武康路第一任总理唐绍仪血案、武康路40弄1号黄兴故居与世界学校及世界社、武康路湖南别墅与周佛海及《色戒》、武康大楼与影星王人美等等，今天，让我们穿越高高的围墙和厚重的大门，探究那些尘封的人与事……

美国传教士与武康路

　　在上海市数千条马路中，武康路显得非同寻常。这条位于徐汇区北部，北接华山路，南与淮海中路相交的新月形走向的马路，始建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据《上海市徐汇区地名志》记载：“该路原名福开森路，以美国人福开森姓氏命名。1943年改现名武康路，以浙江省旧县名命名。”那么，这条马路与福开森又有怎样的缘由呢？这位从美国来的传教士为什么要修这条路呢？

　　原来，清末洋务派大臣盛宣怀受李鸿章之托督办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正苦于找不到谙熟现代大学管理的人才，巧遇福开森在上海逗留，遂聘其为“监院”(相当于现在的教务总长)。福开森上任后，为方便师生出行，用自己的薪水修建了这条马路，开始并无确实名称，后因法租界在扩大地盘中，与上海宁波同乡会“四明公所”发生冲突，又与英、美、俄等国产生了矛盾。福开森从中调定，最终令各方满意获得解决。为答谢福开森，当地民众把这条马路冠名福开森路。 当时，福开森聘请的教授都住在市区，自从修建了这条马路后教师上班、上学就方便多了，因此，很受师生称赞。武康路起先是一条土路，两边尽是水稻和菜园及农舍，河道池塘密布，散落着许多坟丘。1914年，福开森路正式被划入法租界，法国第一任驻沪领事明梯尼按照当时西方最现代的城市建设理念，实施了武康路沿线的整体规划，并以武康路为中心，将这一规划逐步向周边推进。

政要闻人与商贾富豪云居的“名人路”

　　武康路全长1183米，宽12米至16米。但这条1000多米长的马路的北端是晚清重臣李鸿章的花园，路的南首是国母宋庆龄的故居。沿途两边是上海最有名的西方洋人和达官名人、商贾富豪的高级住宅区，如40弄的67、99号是洋人大班住宅；390号是意大利总领事官邸，大批的有志报国青年通过这个窗口留学国外，解放以后则是全球500强企业上海汽车集团所在地，从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辆桑塔纳轿车；393号则是民国革命先驱黄兴的故居，孙中山曾多借宿这里商议革命；而位于武康路与湖南路口的湖南别墅先为周佛海私宅，解放后陈毅、邓小平在这里暂住过，贺子珍则在此隐居了20多年；荣获200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华裔科学家高锟曾就读于武康路世界学校；113号则是一代文学巨匠巴金的故居，巴金在这里完成了被海内外文学界、思想界称之为“一部说真话的大书”的《随想录》。

　　上海于1843年开埠，但在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统治下，经济社会发展极为落后，西方列强借助《天津条约》和《黄埔条约》，在上海大肆扩张势力范围，其中法国政府进行了3次法租界扩张。 1914年，武康路所在的西区正式被划入法租界，这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法国新租界。由于受来自法兰西科技、资金、文化的强力推动，很快形成了以武康路为标志的法兰西社区。住在这里的都是西方派驻沪上的官员和高级管理人员，“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成了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国中之国。1937年，淞沪战争爆发，经过3个月的浴血抗战，上海最终被日军攻陷，以武康路为中心的法租界进入了为期4年之久的“孤岛期”，此时，在整个欧洲到处遭受德国法西斯铁蹄奴役之苦的大背景下，沪上洋人开始放下了身段。与国内沦陷区战乱不止、日寇烧杀抢掠暴行肆虐相比，租界内由于能够得到庇护，相对比较安定，来自各地的商贾富豪携巨款涌进这里躲避战乱。由于游资的日愈增多，市面得到了畸形繁荣，人口膨胀，一些富商又开始了建设投资，在武康路周边修建了大批新式里弄，武康路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期。

汪伪政府改路名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与日本交恶，侵华日军占领上海法租界，武康路陷落。1943年，法国宣布放弃以武康路为中心的法租界，汪伪政府乘机宣布“接受”法租界，并将武康路所在法租界改称为上海市特别第八区。汪伪政府的“接受”不被国、共两党及国际社会所认可，也不为国内民众所接收。汪精卫因此非常懊恼，却又无计可施，躲在武康路湖南别墅生闷气。一天，周佛海、胡兰成及汪伪上海市市长等人提出了应对之策，建议汪精卫把“接受”的租界200多条以外国人命名的马路，全部改成以中国各省、市及部分县级行政区域名称命名，这样做有几大个好处：一是显示了汪伪政府的独立、尊严和民族气节，可以摆脱汉奸骂名。二是借助全国人民反殖民地激愤之力，通过改换马路名称，赢得民心，造成“接受”的既成事实，以堵住重庆方面的嘴。三是这些马路换上各省、市地名后，这些马路的名字将会永远存在，名垂青史。汪精卫听罢喜上眉梢，立即吩咐上海市长照办。

　　整个马路更名工作立即进行，办事人员找来当时的全国行政区划图，给租界内的各条马路换上新名。方案形成后由市长亲自送往暂住武康路周佛海别墅的汪精卫审定。汪只对福开森路等几条重要马路给予关注，他凭自己多次途经武康上莫干山留下的美好印象，对周佛海说，武康莫干山在山区，福开森路在大都市，但环境和氛围极为相象，不仅洋人喜欢那里，上海滩的政要富商都喜欢往那里跑，福开森路就以武康命名吧。武康路从此就在上海滩叫响了。67年过去了，这些马路名称沿用至今未被更改，即便是横扫一切的文革时期，全国不少城市的街道都被换成与革命有关的称谓，这里不曾有过任何变动。不管当初汪伪政权的动机如何，也不管他们当年做了多少卖国求荣的事，就这件事而言并没有做错。

莫干山、武康路、外滩“三点成一线”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当时人口和物产远不如德清县的武康县会榜上有名，德清反而没有呢？这与武康县的地理优势和在沪上知名度有很大关系。几乎就在福开森沪上修筑武康路的同时，沪上租界内的洋人纷纷来到了当时的武康县，一眼看中了清凉世界莫干山，他们把它当成了异国他乡的阿尔卑斯山，成群结队来到莫干山休闲纳凉、置地建房，到二十世纪初叶，上海租界内的洋人己在莫干山建造别墅近120幢，成为上海租界之外的一个度假区。

　　那么，西方洋人为什么如此钟爱莫干山呢？为什么会把这么多的高级别墅建造在莫干山呢？这要从西方人的工作、生活习惯说起。对于西方人来讲，工作就是工作，休息就是休息，根本不存在8小时之外加班、节假日工作的现象。在他们看来，人获得休息，是人生下来就享有的最基本权利之一，不可剥夺。其次，西方人的生活理念就是崇尚自然，人必需经常与大自然亲密接触，才能达到修身养性之目的，而莫干山无疑是一个超级天然“氧吧”。再次，莫干山离上海近，交通方便。

　　从功能配置看，外滩区域无疑是沪上最繁华地段，这里几乎集中了西方国家驻沪办事机构、银行及商贸总部，这个地方是他们8小时之内既紧张又繁忙的工作区。而离外滩不到20里的武康路租界，则清静优雅，是他们劳累了一天后的生活休息区。由于文化背景大同小异，不仅仅法国，其他如英国、美国、俄国、西班牙等西方洋人都喜欢在这个区域居住。至于200多公里之外的莫干山，则是西方洋人继外滩工作区、武康路生活区之后不可缺少的度假休闲区，它是外国人最爱的如狩猎、爬山、探险等户外运动的天然场所。由于那时还没有空调设备，莫干山是炎炎夏日最理想的避暑胜地，因此，每逢周末或节假日，沪上洋人来莫干山休闲度假变成了一种常态、也是当时的一种时尚。

　　外滩、武康路、莫干山“三点”能够形成一条线，是少不了组织者和推动者的。集传教士、教育家、文物鉴赏家、中国文化研究专家和报人等于一身的福开森，是最早组织发起沪上洋人开发莫干山的领头人之一，他与第一个发现莫干山、同样是美国传教士的佛里甲一起，通过自己创办的《新闻报》向沪上洋人和西方世界介绍莫干山，甚至还免费刊登推介莫干山的广告，沪上的西方洋人正是通过《新闻报》等媒体，加深了对莫干山的了解和喜爱。同样，福开森作为西方对建筑艺术颇有研究的学者，曾对莫干山的整体建筑的西化和个体文化特色提出过非同一般的见解。作为热爱中国文化且对中国古代青铜器颇有研究的鉴赏家、收藏家，福开森在莫干山游历时，偶尔听说了有关莫邪干将铸剑的传说，他通过实地调查和对武康铜管山冶铜遗址的考察后得出结论：古代在莫干山一带冶铜铸剑确有其事，只是一时找不到实物。八十年代，“越王勾践剑”出土，印证了福开森百年前的预测。

　　福开森爱中国、爱莫干山、爱武康，也爱中国的儒家文化，他穿梭于上海武康路与莫干山及南京之间，为了加深对莫干山周边地区历史文化的了解，他曾多次走进武康云岫寺、高峰禅寺、杭州灵隐寺等地拜访大师，并在莫干山写就了论文《宋代儒学的复兴》，这是一个世纪以前西方人研究中国文化的代表性成果之一，他因此获得波士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27年，国民政府收回了莫干山主权，成立了莫干山管理局，局长由武康县县长兼任。福开森与洋人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莫干山，他坚信自己还会回来，但这一别竟成了永别。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蛰居北平的福开森妻子病逝，给他的打击很大。1943年，通过日美交换侨民，福开森由美国接俘船接送回国，但可惜他旅居中国57年积累的书籍、收藏品和文字记述均未能带出。我们可以断定，在福开森几十箱的文字记述中，一定会有许许多多关于武康路、武康县、莫干山的生动记录，然而，让人心疼的是这些珍贵的文字资料全被日寇烧毁，永远不能复得。受此沉重打击，两年后他在美国病逝。

　　离别总是伤心的，特别是因战争的撤离更显得无奈和残酷，但是，与福开森相比，武康路周边的外国侨民的命运略微好些，还能在撤退前变卖房产。但是，由于急需脱手的房产多，时间紧迫，迫使洋人贱卖，而国民政府的要员，商贾富豪，则乘机压低价格大肆收买。武康路两旁的豪宅别墅，转眼间都换上了新主人。而在莫干山，那些曾经是洋人的别墅豪宅，顷刻间已被上海滩上的民国政要、名人富豪、流氓大亨所占有。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张静江则纷纷择地造屋。而汪精卫则借用张啸林的“林海别墅”面对摇摇欲坠的汪伪政权如丧家之犬暗自落泪；一代枭雄蒋介石则把莫干山“武陵村”改造成合自己嗜好的避暑山庄，在这里，他与宋美龄欢度了新婚蜜月，还与周恩来就国共合作进行谈判，又召开过关于发行“金圆圈”的新货币改革会议等等，这真是“上海滩上有怎样的动静，莫干山上就有怎样的声响；武康路上出现怎样的人影，莫干山上就会有怎样的面孔。” 正因为莫干山与沪上有了这样一层关系，就注定了它波澜不断，也注定了它在沪上名声大震，而上海的武康路则同样会继续演绎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

武康路与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血案

　　1938年9月30日，发生在上海武康路40弄1号日军暗杀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的血案，曾震惊了中外。这是民国时期发生的最大一次政治谋杀案。

　　唐绍仪，广东中山县人，自幼悟性过人，得清朝官费留美并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回国后担任清末新政时期的奉天巡抚、邮传部尚书等职。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登上总统宝座，唐绍仪就任民国第一任内阁国务总理。当他第一次面见孙中山后，决定一生追随三民主义，并暗中加入了同盟会。这使一心想称帝的袁世凯无法容忍，用尽一切手段架空唐绍仪，使他无法施展抱负。唐绍仪忍无可忍，愤而辞去了只担任了4个月的“空头总理”职务。

　　1916年，袁世凯暴病身亡，唐绍仪与一批有识之士推荐孙中山为陆海军大元帅，他自己再度出山，任孙中山财务总长。1925年3月，孙中山病逝，唐绍仪与章太炎同往吊唁，悲痛欲绝，以泪洗面，书写挽联。此后，唐还出任过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等职。

　　1937年，唐绍仪弃政隐居，在武康路选中并买下了一幢中西合璧的别墅。别墅由围墙和竹篱笆围住，花草芬芳、古树参天，与外围虚虚实实地分隔开来，俨然一个世外桃源。唐绍仪十分喜欢这个地方，平时，以玩赏古董消磨时光。不久，他应黄金荣之邀上莫干山避暑，曾产生了兴建别墅的念头，后因被暗杀心愿未遂。当时，他见武康地区干旱严重，便以自己在美国所见所闻以及当过3年县长的体会，对作陪的武康县县长说：“农业以水利为要，修建水库是解决问题根本之道。”建议多修几座水库，但在战乱不止的中国，唐的设想是不可能实现的。新中国成立后，武康地区才修建了对河口水库等一批水利设施，彻底解决了旱涝问题。

　　1938年，上海沦陷，由于以武康路为中心的周边地区僻静便于隐蔽，军统、中统都在这里设有地下电台，专门收集上海方面的情报。重庆方面潜伏人员与上海日伪特务机关斗争异常残酷惨烈。隐居在武康路上的，尽管退出了政坛，但凭着他曾就任过民国第一任总理的历史，仍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力，自然成了重庆和日伪双方争夺的目标，特别是在日本当局推行“以华制华”策略，欲拉拢过去的军政名流充当傀儡，以达到进一步巩固、扩张在华的侵占势力的目的。唐绍仪既婉言拒绝了蒋介石要其去陪都重庆的“好意”，也以称病为由不见日本派遣军驻上海司令土肥贤二。他采取了与青红帮头目黄金荣相同的模糊策略——谁都不得罪。然而，黄金荣玩得转的事唐绍仪并不一定玩得转，也就是这种模糊策略，最终给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禍。1938年9月27日上午，日军派遣军驻上海司令土肥原贤二携带着一只价值连城的青铜器敲开了武康路40弄1号唐家的门，要求唐绍仪出任日本傀儡政府的内阁总理。唐绍仪自然不会答应，但嘴上搪塞说：“事关重大，容三天后答复。”

　　唐绍仪与土肥原贤二的这次交往，中统通过潜伏在武康路的地下电台，报告给了重庆。蒋介石指令：“严密监视，如唐答应日方要求出任内阁总理，以汉奸罪立即除掉。”同时立即派唐绍仪的女婿诸昌年赶赴上海做唐的劝阻工作。9月30日，答复时间已到，土肥打来电话催问，唐绍仪答非所问，只是提出退还青铜器，如不收，就折价把款送上。土肥明白了唐的意思，搁下了电话。

　　诸昌年料定杀人魔王土肥决不会就此善罢甘休，要求岳父赶快换个地方躲起来。唐绍仪却说，自己在这儿住得好好的，换个地方不习惯，自己已是一把老骨头，土肥又能奈何我什么？

　　过了几天，一切相安无事，唐绍仪又继续玩他的古董。一天下午，三位自称老乡的人来到唐绍仪武康路的家，搬进一批罕见的古玩，唐细细鉴赏、爱不释手，问多少价肯出手？来人打出一个手势，价格便宜得出乎唐的预料，他连忙让佣人上银行取钱全部买下。

　　不料，当取款的佣人回家时，被眼前的惨状惊呆了！只见唐倒在血泊中，一把斧头砍在唐的脑壳上，脑浆流了一地，而来人和古玩早已不见了踪影。当唐的女婿从附近的霞飞路赶到时，一切都已晚了。

　　对于唐绍仪的被杀，早先还有一种说法：1938年，日本方面试图实现“南唐北吴”的目的，即把北方的吴佩孚和南方的唐绍仪拉进汉奸政府，日本方面多次暗中与唐绍仪接触，关系显得暧昧。尽管不知谈到何种程度，但早已引起重庆方面的严重不安，加上唐绍仪曾与汪精卫反对过蒋介石搞独裁，戴笠派手下的谢志磐带着伪装成古董商的中统特务来到武康路唐绍仪府上，假装与唐品评古玩，讨价还价，伺机拿出藏在宋代瓷瓶中的小钢斧，朝唐绍仪的后脑猛砍数下，唐顿时血肉模糊倒在地上，送往医院不久便含恨而死。唐绍仪的被杀，映射出了抗战时期中国各种政治势力交织斗争的惨烈和复杂，也给武康路上这幢花园豪宅蒙上了政治残杀的血性。在过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一提起这件事人们就胆怯心惊，更无人敢光顾这里。

武康路393号黄兴故居与世界学校及著名物理学家高锟

　　如果有机会到武康路散步，一个不经意的回眸，你可能会与法国梧桐下鳞次栉比的名人故居撞个满怀。从武康路南面入口处往北走200米，伫立着一幢醒目的近代建筑。流畅的线条，精美的浮雕，强烈地展示出故典主义装饰派建筑的艺术特点，它就是黄兴的故居——武康路393号。这幢别墅也是孙中山多次途经上海休息、开会和会见客人的地方。据《徐汇区志》记载：“该楼建成于1915年，四层三开间西式楼房，占有4亩大的花园，浓荫覆盖，绿草如茵，环境优雅。”

　　黄兴(1874-1916)，中国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早年留学日本，1905年与孙中山等人共同创立同盟会，先后多次参与和指挥起义。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黄兴任陆军总长。辛亥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后，黄兴住进了武康路。其间，孙中山曾多次来这里与黄兴商讨“二次革命”。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黄兴被迫流亡海外，争取海外的支持。袁世凯死后，黄兴又回到了武康路393号。1916年10月31日，由于积劳成疾，回国不到4个月的黄兴在寓所病逝。革命党人纷纷来到武康路黄兴寓所吊祭，孙中山、蔡元培以主丧友人的名义照料一切。

　　黄兴病故以后，武康路393号沉寂13年后，迎来了另一批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为首的是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李石曾及世界社。李石曾(1881-1973)，早年留学法国，倡导“教育救国”，是早年赴法勤工俭学的发起者和组织者。由李石曾、张静江、蔡元培创办的世界社，以从事教育、出版、研究为宗旨，编辑出版的《新世纪》周刊成为推进中国近代革命的重要思想武器。它设在武康路393号的总部，是当时上海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之一。1933年2月，武康路393号接待了英国文豪萧伯纳。这位大文豪不仅细细参观了世界社出版和翻译的中外图书及举办的画展，还饶有兴趣地在充满了西方情调的武康路上散步。他说：“走进这里，不会写诗的人想写诗，不会画画的想画画，不会唱歌的想唱歌，感觉美妙极了。”

　　李石曾和世界社对近代中国另一个重大功绩是组织发起了青年学生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曾一度风靡全国，一大批有志青年学生带着追求真理、改造中国的美好愿望奔赴国外，其中就有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钱三强等。

　　李石曾、张静江等人另一个重大贡献是在武康路创办了世界学校。办学初衷是为了从小培养留法预备生，为国家培养通晓西方科技文化的人才。后因抗战爆发而未成行。70多年来，世界学校培养出了一大批杰出人才，其中就有200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高锟。他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起了在世界学校读书时的情景：“世界学校的创办人是为了救中国，而向学子们打开了通向世界的门窗。老师均系大学毕业或留学生，常有著名学者前来授课，校董李石曾则教授法文课。这些老师的人品和修养，赢得了学生的爱戴和敬重，他们孜孜不倦的治学态度和兢兢业业的工作精神，使我们献身科学树立了坚定不变的价值观。学校虽然重视我们的学业，但更多地要求学生全面发展，并且尽可能地因材施教，充分尊重和发挥学生个性特长，常组织大量的文体活动，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学生乐于待在那里，并且不知不觉中和渐渐培养了各种可贵的品质。”可见，世界学校对高锟的人生和科学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受益终身。 由于学校教学理念先进，师资力量强大，学术氛围浓厚，它与上海中学、英国人办得格子中学等一起，被誉为沪上最顶尖的“贵族学校”，孙中山的孙子、张静江的外孙、杜月笙的儿子都曾就读于此。1950年，世界学校中学部停办，校名改为世界小学。如今，降红色墙体，白色线条镶边，呈现浓郁欧陆建筑风格的世界小学，依然是沪上孩子梦寐以求的重点名校。

武康路“湖南别墅”与汉奸周佛海及《色戒》

　　在武康路与湖南路的交会口，高高的围墙和浓密的树枝把一幢西班牙风格的花园洋房掩藏了起来。它深宫紧锁，神秘异常，没有人知道里面住着谁。但武康路沿线的居民会明白无误的告诉你：这里曾是汪伪政权时代担任过财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等要职的大汉奸周佛海的公馆——“湖南别墅”。

　　1943年，周佛海从外国人手里买下这幢别墅作为他在上海的官邸，因周佛海是湖南人，时为周部下的汉奸文人、张爱玲的丈夫胡兰成为讨好主子，将其改称为“湖南别墅”。它曾是汪精卫每次来上海首选下榻的地方，平时，常有日本驻沪派遣军土肥原贤二等高级军官、汪伪政府要员出入，这里的地下室则是一个秘密联络指挥中心。

　　生于1897年的周佛海，于1920年结识陈独秀参加了共产主义小组，曾作为留日代表，出席中共一大，但他从日本回国后，便退出了共产党，先后担任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代部长等职，撰写了大量反共理论文章，被称CC派的“状元理论家”。当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对抗日前途丧失信心，与汪精卫密谋后，公开投敌叛国。

　　1904年3月，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周佛海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警政部长，成为汪伪政权的“股肱之臣”。

　　1944年汪精卫死后，周佛海掌握了汪伪政府的大权，竭力扩建特务武装，残酷镇压抗日民众，大肆搜刮民脂民膏。日本投降后，他又变成了国民党的接受大员。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变化无常、朝秦暮楚、最不知廉耻的政客。

　　在周佛海担任汪伪政府警政部长和上海市市长期间，实行最残酷的白色恐怖和多次“清剿运动”，重庆与日伪双方残酷的谍报战，电影《色戒》做了惊心动魄的展示。

　　胡兰成是众多前往武康路周佛海官邸拜访的人员中最受特别对待的一个，这不仅仅因为胡兰成是汪伪政府宣传部次长，周佛海需要用他来控制沦陷区的新闻文化出版界，又因为胡兰成的才气和写得一手好文章，尤其他的妻子张爱玲是当时沪上最出众的美女作家。有时胡兰成会带着张爱玲到武康路周家坐坐，每次周佛海总是既羡慕又妒忌地说：“兰成兄，我官比你大，但你艳福比我大。”胡兰成只是以“哈哈哈”大笑算作回答。也就在一次拜访中，张爱玲听到了中统利用美人计，派遣美女郑如萍刺杀汪伪要员丁默的传奇故事。张爱玲记住了这个凄美的故事，但没有立即动笔。其时，上海文艺界对张爱玲嫁给胡兰成这个在汪伪政权任要职的男人非议颇多。但张爱玲已经听不进去了，自欺欺人地认为爱与政治信仰是可以分开的，爱是不可以附带任何条件的。她说：“爱使女人化作蝶，义无反顾扑向火……”张爱玲与胡兰成的婚姻不幸被自己言中，她扑向的是一团到处“燃烧的欲望之火”，胡兰成走到哪里便“滥爱”到哪里，他们的婚姻最终变成一场悲剧。

　　李安说：“张爱玲的小说都在写别人的事，只有《色戒》这部小说是在写自己。28页写了30年，她的心中有很多恨意的。”

　　在情欲与爱情、阴谋与情感纠葛的背后，还有张爱玲遗落在武康路开普顿公寓里的爱情与碎梦。电影中她借王佳芝一句“去福开森路”(后来的武康路)，是她一生中最最刻骨铭心的情感记忆……

　　也就在张爱玲感情最最低谷的时候，朋友建议到莫干山休养一段时间，她也认为满目的翠竹对理疗心灵之伤会有好处的，无奈她的身体太虚弱、加上晕车最终未能成行，成了一生的憾事。不久，她就去了香港、后又去了美国，再也没有回来。

　　30年后，张爱玲在海外写出了这个故事，她把女刺客郑如萍改名王佳芝。“躯壳是借别人的，情是她自己的。”有评论家曾如此评论这部小说。

　　70年后，当李安为了拍这部电影来到武康路取景，早己唏嘘不已，在他眼前，张爱玲、王佳芝的影像交替出现……

武康大楼与影星王人美

　　说到武康大楼，还得先简单说一下上海武康路沿线的建筑文化和特色。这里的建筑大致可分为四类：一是西班牙风格样式；二是英伦乡村别墅样式；三是法国文艺复兴样式；四是装饰艺术派与现代派样式。位于淮海路与武康路交界处的武康大楼，属于典型的法国文艺复兴建筑式样。这座公寓楼由法商万国储蓄会于1924年投资建造，匈牙利设计师邬达克设计，它犹如等待启航的一艘巨轮，雄伟壮观，是武康路的一幢标志性建筑。以前曾叫诺曼底公寓，是上海最早的外廊式公寓建筑，它的一个门廊、一个转角，让人怀疑自己身处巴黎。

　　大楼建成之初，住的几乎清一色的外国人，后来逐步有中国明星、导演和高级职员住进来。其中就有王人美、吴茵、赵丹、孙道临等众多左翼电影界人士。这里闹中取静，楼下有咖啡厅及茶餐厅，这对于电影圈平时聚会和讨论剧本、会见演员无疑是个好地方。尽管抗战爆发结束了上海短暂的繁荣期，但一批左翼文艺家却把“孤岛”电影推向了繁荣，尤其是商业电影，很多电影公司在租界相对稳定的形势下继续拍片。当时，离武楼一步之遥的电影制片公司就有新华影业公司和联华影业公司两家，这也是许多电影圈人士租住武康楼的一个主要原因。当时因一部《渔光曲》而红透中国的电影明星王人美，一直居住在七楼的一个房间。1935年5月的一天，编剧夏衍、导演许幸之来到王人美的住处，邀她出演《风云儿女》女一号，男一号则由被称为“千人面”的袁牧之出演。这部电影先由田汉写出故事梗概，后因田汉被捕入狱，由夏衍修改完成，是一部反映“九一八”事变后、青年知识分子走出彷徨投身抗日的进步电影。夏衍和许幸之邀请王人美出演这部电影有以下几方面的考虑：一是王人美已连续拍了7部电影，银幕形象既美丽又健康活泼，能给正遭受日寇蹂躏的国人以鼓舞；二是王人美思想进步，是左翼电影联盟的积极分子，演这个角色最合适。

　　影片拍摄的异常艰苦武康大楼咖啡厅成了剧组修改剧本、切磋表演的一个场所。一个多月后，电影杀青，夏衍、许幸之邀请聂耳作曲。没过三天，许幸之带着还处于创作亢奋中的聂耳冲进王人美的住处，请这位极富音乐天才的她试听。王人美打开钢琴盖，随着她的手指在琴键上滑动，高亢激昂的旋律回响起来，透过武康大楼的窗户响彻云霄……这就是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1935年5月24日晚，《风云儿女》正式在上海金城大戏院上映，《义勇军进曲》立即传遍了全中国。

　　在这个时期，常有一个人影匆匆走过武康路，来到一楼的咖啡厅一角坐下，不一会儿王人美便从楼上走下来坐在对面。此人就先后拍摄了《十字街头》、《渔家女》、《中华儿女》等影片的德清籍著名导演沈西苓。他极想邀请王人美出演自己的电影，只是苦于没有机会，因此，常常用带她上家乡莫干山玩引她开心。其实，王人美心胸是很大度的，反而安慰沈西苓说没关系。有时，从小在德清外婆家长大的夏衍也会参加进来，绘声绘色地描述"长桥逆鱼"有多么地美味好吃，诱得王人美非要他们俩立即带她上德清美餐一顿。

　　解放后，王人美命运多舛，多次受到政治运动冲击，精神出了问题。她想游莫干山、吃“长桥逆鱼”的夙愿始终未能实现。而一再许诺她的沈西苓，早在1940年12月因积劳成疾病逝于重庆。惟有夏衍于1986年重回德清，专门到当地烹饪“长桥逆鱼”最地道的大乐饭店美餐了一顿。回京后，老人家兴奋之余欣然命笔，写就美文《逆鱼》，刊载于《人民日报》副刊。

陈毅市长与武康路

　　1949年5月27日，人民解放军占领上海。5月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下午，陈毅在汉口路旧上海市市长办公室，接过了国民政府代市长赵祖康移交的印信。从此，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工商城市回到了人民手中。武康路这条曾经被彻底西化、后又被民国要员、商贾富豪占据的沪上标志性马路，终于获得了新生。从来不闻鼓号声且清静风雅的武康路，出现了庆祝解放的游行队伍，“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的歌声传遍了武康路每一个角落。

　　作为接管的一部分，陈毅领导的上海市人民政府接管没收了武康路上原国民党政府所属的、以及汉奸、战犯、官僚资本及反革命分子的房地产。人民政府把这些花园别墅用于了四方面的需求：一是分给著名教授、专家、作家居住，如巴金、郑君里、赵丹、孙道临等；二是用于文化单位的用房，如上海作家协会，中国电影公司、上海交响乐团、上海图书馆、上海博物馆等；三是生产和科研机构用房，如武康路206成为赫赫有名的上海钟表厂，这里曾生产出了新中国第一块手表，如武康路390号为上海汽车集团的所在地，从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辆桑塔纳；三是政府机关宿舍、招待所和疗养院；四是市政府领导住房，如陈毅和常务副市长潘汉年等市领导住进了武康路。新中国如此众多的文化精英、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汇聚到这里，在带来了新气象的同时，也注定了解放后的武康路还将继续上演悲喜交织的故事。

　　陈毅担任上海市市长后，工作千头万绪、日夜操劳，为了让他有个安静的家，随着局势的初步稳定，有关部门把已经改名为市委小招待所的湖南别墅分给陈毅和邓小平两家暂住。一开始陈毅坚决不同意，说住大汉奸的房子心里别扭，搞特殊化怕被老百姓骂娘。正在等候中央命令即将奔赴外地任职的邓小平则劝陈毅说，现在已经是政府的招待所了，性质不一样了，等有了合适的房子再搬吧。经邓小平这么一说，陈毅就答应了。没过多久，邓小平赴任了，两家大人孩子还专门在武康路住所的院子里拍了一张照片留念。

　　陈毅住的武康路往南走500米，穿过霞飞路便是宋庆龄的住宅。他多次步行登门拜访，转达毛泽东主席的问候。开国大典前夕，邓颖超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飞赴上海邀请宋庆龄，陈毅陪着邓颖超前往。当宋庆龄高兴地接受了邀请，邓颖超圆满完成了毛泽东重托，这两位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女性高兴地跨出家门，手挽手沿着武康路走来，出席陈毅私设的家宴。

　　解放初期的上海，敌我斗争极为错综复杂，大批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以爆破、暗杀筹手段妄图扼杀新生的人民政权，陈毅成了上海的头号暗杀目标。1949年10月30日晚，一份从特殊渠道传来的情报送到了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李士英手里，内容是台湾将派遣少将组长刘全德等特务潜入上海暗杀陈毅市长。李局长看罢心被提到了嗓子眼，这个前来刺杀陈毅的刘全德，三十年代曾参加过共产党，后叛变了革命，曾任国民党中统上海情报站站长，是位杀人不眨眼的神枪手，先后执行10多次暗杀行动，次次得手，很受戴笠、毛人凤器重。情势危急，李局长深夜赶到武康路汇报，陈毅听罢哈哈笑了一下朗声说：“老蒋特务要来，你又不能阻止他来，不过，他们既然来了，就不能让他们跑了，要全力侦破、一网打尽。”

　　在加强了陈毅本人及在武康路住所的警戒后，一场围捕特务杀手的行动悄然展开。公安部门很快掌握了刘德全在上海的4个秘密联络站，将其中一个姓高的特务秘密抓了起来，促使他戴罪立功成了我方的内线。11月1日深夜，刘全德从浙江乍浦登陆后，连夜潜伏到上海，住进了上海秘密联络站之一的史晓峰家。史忙拿出酒菜招待饥寒交加的刘全德，刘边吃边向史详细了解陈毅武康路住宅内部岗哨位置及周边情况、陈毅每天上下班的行车路线等，以确定潜入陈毅住宅或沿途伏击的最佳位子。当两人做完暗杀计划睡觉时，老高带着公安人员冲了进来，刘全德、史晓峰束手被擒。此后，根据刘全德的口供，我公安机关及时破获了北京计兆祥为首的谋杀毛主席案，广东破获了黄强武为首的谋杀叶剑英案。

　　1952年7月，陈毅由张爱萍将军陪同终于上了莫干山。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已记不清老搭档粟裕曾有多少次向他描述过莫干山其竹、云、泉的壮丽景象，从那时起作为诗人的他开始想往莫干山。当他成为上海市市长、进一步了解到自己所住的武康路与莫干山、武康县的历史渊源后，游历莫干山的愿望更强烈了。

　　陈毅一家被安排在莫干山一处名叫“菜根香”的别墅，四周是翠竹万竿的茫茫绿海，不到200米处，便是蒋介石在莫干山的行宫“武陵村”。清晨早起，只见旭日东升，霞光万道；雨天起雾，只见吞吞吐吐，如潮水奔涌；进入夜晚，则小虫唧唧，竹叶沙沙，一方罕见的净土。于是，陈毅诗兴大发，一气呵成《纪游词.莫干好》：

　　“莫干好，好在山河改，林泉从此属人民，清风明月不用买，中国新文采……”

　　同年8月，这首脍炙人口的莫干山纪游词发表在上海的《解放日报》上。

贺子珍在武康路不为人知的隐居生活

    2010年4月底，一个细雨绵绵的上午，我们匆匆赶到武康路拍照片。我们的拍摄除了巴金故居，重点则是贺子珍在武康路的隐居地——湖南别墅。

　　这幢经历了100多年风风雨雨的老房子，怎么会与贺子珍的命运、生活、情感纠缠到一起呢？

　　站在武康路的这一边，只见一丈多高的砖墙再加一丈多高的竹篱笆围墙把这幢别墅里外给隔绝了。无论站在近处还是远处，都无法看见里面的世界。这里真的就是叱咤风云、被誉为“永新一枝花”的贺子珍隐居了20多年的地方吗？

　　一棵老槐树不怕铁丝网扎刺和竹篱笆的尖梢，越过高高的围墙把身子伸探到外面，这情状不由得让人心生出些许莫名的联想……难道这个被张爱玲称之为“最理想的逃世的地方”真的是贺子珍想要的吗？

　　1927年盛夏8月，年仅18岁的贺子珍跟随起义队伍来到井岗山。贺子珍一身学生装，是永新当地出名的美女，17岁就加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喜欢上了这个有文化、有性格、有理想的姑娘。他们于第二年5月在井岗山结婚，开始了10年的夫妻生活。

　　1934年，夫妻俩踏上了漫漫长征路，在云贵交界处贺子珍突然临盆，生下一个女孩，因后面追兵将到，贺子珍只得把女儿托给老乡，留下13块大洋走了。毛泽东曾深情地说：“贺子珍跟了我这么多年，受了这么多苦，但她是对我最好的人。”1935年，贺子珍到达陕北，生下一个女孩叫李敏，乳名叫娇娇。1937冬，性格倔强的贺子珍不顾毛泽东的挽留离开延安，远走苏联。

　　贺子珍在苏联的日子比长征还苦，甚至被不分青红皂白送进了精神病医院。直至1947年8月，在王稼祥夫妇的帮助下回到祖国，先在东北财政部和哈尔滨总工会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于1950年接受组织安排来到上海，担任虹口区组织部部长。她曾对一位老战友说：“不要因为我曾是‘第一夫人’而把我禁起来，希望能见一见老毛，说句话、握个手就行。”

　　贺子珍到了上海后，毛泽东对陈毅说：“子珍在上海的生活从我的稿费中支出。”陈毅则说：“上海养得起一个贺子珍。”

　　初到上海时，陈毅把贺子珍安排在四川路。在这里贺子珍养起了猪，自己喂料、自己冲洗猪圈，一头大肥猪卖了200多元，使前来探望的彭德怀听了后大为惊喜。不久，贺子珍因受刺激多次生病，由于环境太吵杂，不利于静养，李敏通过汪东兴与上海联系，由当时已接任市委书记职务的柯庆施安排，移居到了武康路市委小招待所——湖南别墅。

　　对于湖南别墅，贺子珍的外孙女孔东梅有过这样的描述：“武康路上的这幢房子有两个特点；一是隐蔽，从墙外无法窥见墙内的情况，这对于幽居在上海的外婆来说确实很保密；二是有一个很大的庭院，栽满了花草树木，一棵白玉兰婷婷玉立，两栋楼房分别为外婆和工作人员居住。”

　　湖南别墅属于招待所性质，里面的厨师、服务员都是由建国路市委招待所派来的，因此，每天的伙食费到月底一起结账，贺子珍每天 5元生活费，从她工资中开支。

　　贺子珍每天生活很有规律，清早起来在院子里散步、打太极拳，吃过早饭就翻看报纸，吃过中饭午睡2小时，起床后就在园子里干活，不是浇水就是拔草，累得满头大汗。晚饭后，一般早早上床，搂着外孙女孔东梅讲故事。有时，李敏从北京回来，告诉她许多有关北京和毛泽东的事，她就听得特别仔细，有时还会刨根问底。每逢毛泽东托李敏有书信和礼物带回，她就特别开心，打开后门来到优雅清静的武康路散步，她们一边走一边聊，一直走到武康路与霞飞路交叉口的宋庆龄住处，然后又折回来。每次经过路边的小店，贺子珍总忘不了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带点吃的回来。有一次，她问李敏武康路有多长？李敏答不上来，贺子珍就把自己掌握的数字报了出来，她还特别告诉李敏，没有人告诉她武康路的长度，是她自己用脚步量出来的，她每步50公分，十分精确。这些年她天天沿着院子兜圈子，除了数步子还是数步子，功夫就这么练成的。

　　1959年7月，贺子珍因哥哥的邀请来到江西南昌，正在出席庐山会议的毛泽东派人把贺子珍接到了山上。贺子珍一见毛泽东眼泪一下子流下来，毛泽东微笑着为她泡了一杯茶、请她坐下。但她说不出一句话，只是不停地哭。毛泽东温和地说：“我们见了面，又不说话，将来恐怕见不着了。”终于，她冷静下来了，他们谈起了去苏联的事，谈起了李敏的婚事，谈起了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就是只字不提江青。临别时，贺子珍提醒毛泽东：“提防王明式的人物害你……”

　　也许，这次见面刺激太大了，贺子珍回到上海武康路后就得了一场大病。李敏把情况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叹息道：“她都是因为我。”

　　文革初期，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的新闻传到了武康路贺子珍住所，这使得思念毛泽东心切的贺子珍突发奇想，要求搭乘红卫兵进京列车去天安门广场见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连忙劝阻她说：组织上规定不能进京的纪律没有解除，要她服从纪律。满头花白的贺子珍不说话，坐在写字台前一支接一支抽烟，眼睛望着北方陷入了沉思……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的消息传到了武康路，贺子珍边抽烟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反复自言自语道：“老毛不是一直好好的嘛，怎么会这样呢？”

　　粉碎四人帮后的1979年6月11日，人民日报刊发消息：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决定增补贺子珍等人为全国政协委员。同时配发了一张照片：一位面颊丰腴、白发苍苍的老人，慈祥地坐轮椅上，和一个小女孩一起看画报。这位老人就是贺子珍，小女孩则是她的外孙女孔东梅。于是，“贺子珍还活着” 的消息在全国引起了强烈震动，雪花似的慰问信飞进贺子珍武康路的家。

　　1979年9月，中央把贺子珍接到了北京。这是贺子珍第一次进北京。9月9日是毛泽东的忌日，贺子珍来到毛主席纪念堂， 她献给毛泽东花圈上的落款是“战友贺子珍”。当她离开时，留下了一个回眸，是那样的情意深长……

　　回到武康路不久，贺子珍开始生病。1984年病情恶化，于4月19日与世长辞，终年75岁。这位伟大的女性、历史的亲历者，用沉默走完了自己的人生。

武康路2号与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风情优雅的武康路，不仅为达官贵人、商贾富豪所钟爱，也令众多文人所向往，原因是这里闹中取静，不被外界所干扰，这在浮华喧嚣的上海滩是很找到第二个地方。文人写作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独处、安静。也许不被外界所知，成为文化大革命导火索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姚文元就在武康路2号写成的。

　　文革前夕，上海市委为了加强意识形态工作，从基层调集了一批“无产阶级笔杆子”组成写作班子，由当时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春桥和写作班子党支部书记徐景贤负责，下设文学组、历史组、哲学组等。写作班子成立之初在离武康路几百米处的丁香花园，但秀才们更看中武康路，便向张春桥提出了要求。此时己掌握大权的张春桥仅用一个电话，写作班子就被安排到了武康路2号。此后，写作班子便以丁学雷、罗思鼎、康立、石仑、石一歌等八十多个笔名发表文章，其中笔名“康立”便是武康路历史组的谐音。

　　1965年初，姚文元加入到武康路2号的市委写作班子。不久，江青奉命来到上海，在柯庆施的帮助下，由张春桥负责、姚文元执笔写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文章。为了让姚文元安心写作，在张春桥的安排下，由徐景贤替姚文元在二楼专门安排了一个写作室。姚文元没有辜负江青、张春桥的期望，在这里写出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先在上海文汇报发表，后又在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当时许多人没料到，这篇不足万字的文章，竟然藏有万钧雷霆，甚至会改变一个时代的走向。

　　文革期间，武康路2号又成为了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秘密办公处，也是后来张春桥、姚文元从北京回到上海的秘密活动据点之一。同时，武康路又变成关押走资派的“牛棚”，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曾被关押在117号的地下室，受尽折磨。最高的武康大楼则成为许多不堪忍受折磨的人跳楼自杀的地方，被称为“上海跳水池”。宋庆龄的表妹也从武康楼跳楼自杀，宋庆龄对此一直悲痛不已。

武康路113号巴金故居与《随想录》

    我们在武康路巴金家门口拍摄共有2次，第一次是2005年5月，那时巴金还在住院。第二次便是2010年4月底，清扫马路的大姐主动告诉我们：这里是巴金故居。我们问她：还有什么人住这里吗？她说：巴金的女儿、女婿还住着。说话间，只听见“吱呀”一声，巴金家一扇小侧门打开了，一位80多岁的老佣人出来，从邮递员手中接过了巴金女儿李小林的两封信。我们急忙迎上去做了自我介绍，还问他有否去过莫干山？她说，随巴金去过。我们试探地问，能否进去看看？她说，看一眼是可以的，屋子里头不能进。我们大喜过往，跨进门举起相机就拍。她忙过来制止，拍照不可以的！我们退回大门外对老人说，我们合个影吧。老人爽朗地答应，好呀。于是，我们把相机递给扫马路的大姐，为我们拍下了在巴金家门口的一张合影。

　　凭我们匆匆在里面拍照留下的印象，巴金家的一楼比较潮湿暗淡。回德清后查了资料，确实存在这个问题。这幢1955年经陈毅市长特批给巴金的别墅，曾是前苏联商务代表处，是独门独户的花园洋房，院里有两棵高大的广玉兰，当时巴金的夫人萧珊曾嫌光线太暗，而巴金偏爱院子的两棵广玉兰，于是就住了下来。一楼是会见客人和记者采访的地方，二楼是巴金的书房和卧室。巴金是当时唯一不拿薪金的作家，住这样一幢租金不菲的洋房，他不要国家任何补贴。

　　文革期间，巴金被打成“大文霸”、“反动权威”，武康路113被抄家，小客厅曾被红卫兵占据。他天天接受批斗，夫人则被罚扫武康路，往往扫得精疲力竭，不久含冤而死。

　　文革结束后，巴金的文学创作重新获得了新生，他在武康路家中开始写作被海内外文化界称之为讲真话的大书——《随想录》，他深知自己写作时间已越来越少，因此，即便是患帕金森病后，仍坚持不懈。他的自省精神、忏悔意识代表了一代良知未泯的知识分子对自己罪过决不姑息的崇高境界。这期间，他还组织华东地区一批有实力的青年作家到莫干山参加文学讲习班，尽心尽责全力提携年轻一代。人们把他在莫干山住过的地方称为“巴金楼”。

　　1982年起，巴金相继获得各类国际荣誉称号，武康路的家经常有各国来宾到访。20O5年10月，在华山医院躺了5个春秋的巴金走完了人生最后一段历程。巴金离开了他与萧珊亲手营造的家，虽然这里有过痛苦和折磨，但这里更多的是宁静、温馨、关爱和幸福，巴金曾这样写道：“我坐在床沿上对五岁男孩讲故事，躺在被窝里的孩子睁大眼睛听着，他的姐姐练好琴上楼来了，亲热地叫了声‘妈妈’，楼下花园篱笆外面响起了一对路过青年男女的快乐歌声……”这就是巴金笔下的武康路故居曾经有过的美好记忆。

武康路390号与第一辆国产桑塔纳轿车

    自武康路南端往北走200多米，有一幢门牌为390号、且具有浓郁地中海风格的别墅特别显眼，它就是赫赫有名的上海汽车集团公司总部所在地。这幢意大利建筑师设计的洋房，平缓的四坡瓦顶，一层东、西、南三面均有敞廊，两边设弧形环抱台阶，设落地窗和阳台，它几乎集中了希腊、意大利、法国南部等地区的建筑精华，在整个上海市目前惟有武康路这一幢。除此之外，它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曾是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意大利驻上海的领事馆，大批中国学子通过这里留学海外。

　　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成了上海汽车厂总部。1958年12月，这里试制成功了新中国第一辆国产轿车。至1975年，已形成了年产5000辆上海牌轿车的生产能力。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东风涤荡着武康路，390号内上海汽车公司集团的决策者们酝酿着一次巨大的突破：准备与德国大众合资生产轿车。但当时争论很大，尤其在武康路这个地方，在许多人心中，西方列强欺侮中国的历史实在难以忘怀，把德国人引进来搞合资，是否有外国殖民主义再现之嫌？因此，无人敢拍这个板。这年的11月9日，报告送到了邓小平案头，邓小平批道：“可以搞。不但轿车可以搞，载重车也可以搞。”于是，上汽集团与德国大众开始了长达5年的艰苦谈判最终获得成功，于1983年4月1日，第一辆合资上海桑塔纳轿车在武康路390号正式诞生。这是中国汽车工业的一次美丽蜕变，上汽集团成功走出了一条利用外资、引进技术、滚动发展的道路，为中国轿车工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最新的理念和成功模式。目前，上汽集团通过与德国大众、美国通用等汽车公司全面合作之外，还与全球著名跨国公司组建了50多家合资企业，逐步形成了合资品牌和自主品牌共同发展的格局。除在上海快速发展外，在江西柳州、山东烟台、青岛、沈阳、仪征等地建起了一批生产基地，其中，桑塔纳的国产化率已达到90％以上。2009年12月，上海大众第518万辆桑塔纳轿车下线。上汽集团旗下拥有上海通用、上海大众、上汽仪征、上汽奇瑞、上汽通用五菱等五大乘用车生产基地，拥有100多个品牌。2009年，上汽集团位列世界500强企业第359名。深居于武康路390号内的上汽集团，早已成为中国汽车工业的领跑者，是中国改革开放、快速实现工业现代化的翘楚。

结束语

武康路是上海的，也是德清的

    关于武康路与武康县、莫干山的历史渊源以及相关历史事件的专稿，暂时划上一个句号。

　　长期以来，虽说我们在接轨上海曾有过“德清模式”、升华拜克、洛舍钢琴等成功范例，但总的来讲接轨上海的面不够宽、量不够大、具体抓手不够多，远不如接轨杭州，没有形成大气候。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如地理上的距离，上海确实要比杭州远很多，这是事实。但是，在现代交通极为发达的德清，区区200公里又算得了什么呢？距离早已不是问题。那么，还有一种什么样的距离更难跨越的呢？那只能是文化和心理上的距离。而武康路与德清的渊源与血脉关系，不正是我们融入上海、与上海再续亲缘、加深感情、同谋合作发展的桥梁和纽带吗？譬如：位于武康路390号的上海汽车集团旗下拥有100多个汽车品牌，他们把生产制造基地放到了远离上海的山东和江西，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利用武康路与德清及莫干山这一层特殊关系，上门争取这类大、好、高项目呢？如果大项目不行，那怕给一些零部件加工，凭上汽集团当下的规模，也会带动德清的机械制造业突飞猛进。又譬如：武康路395号是我国历史最悠久最著名的综合性药物研究所，而医药化工恰恰是我县重点加快发展的新兴产业，既缺项目又缺技术，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主动上门沟通呢？就凭武康路与德清的历史渊源关系，双方的距离一下子就会拉近。再譬如：我们为何不把武康路作为德清融入上海的一个平台，把德清已在上海的办事机构、公司总部都集聚到武康路，使它逐步形成气候，变成德清与上海信息、技术、经贸、文化交流不可或缺的平台。

　　毋庸置疑，武康路是上海的，也是德清的，更是永远的。永远的武康路正微笑着向德清人民招手。

　　                                              (县委宣传部调研组  执笔：潘建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