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植（1699—1765），字梯云（一作梯月），号槐堂。湖州武康（今属德清）人。乾隆二年进士，历官德兴知县、德化知县、扬州清军同知、江宁南捕通判等，为官廉正无私，人称“槐堂司马”。死后家无余财，堪称廉吏，备受世人赞誉。

　　一、生卒年考

　　《（道光）武康县志》《（同治）湖州府志》都有《高植传》，可以窥其生平，但皆无生卒年记载。生卒年，是人物传记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生卒年考订清楚，人物生平也就大半了然于胸了。本节通过相关文献考订高植生卒年，文字略显枯燥，但非常有必要。

　　袁枚《江宁南捕通判高公墓志铭》：“先生姓高，名植……浙江武康县人。寿六十七。”袁枚告诉我们高植活了六十七岁，但却把最为重要的哪年出生哪年病卒给漏掉了。《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秦国经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16册第667页收有一份高植的履历，抄录如下：“臣高植，系浙江湖州府武康县人。年伍拾壹岁。乾隆贰年丁巳科三甲第拾伍名进士，今掣得江西饶州府德兴县知县缺。敬缮履历恭呈御览谨奏。乾隆拾肆年陆月贰拾玖日。”根据这份履历的记载，乾隆十四年（1749）高植五十一岁，逆推可算出他生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他活了六十七岁，卒年应是乾隆三十年（1765）。

　　问题至此似乎已经解决了，但是清代这些官员所填写的履历却不完全可靠，有的人如实填写，有的人则喜欢给自己写小几岁。比如与高植时代相近的钱塘人周天度，生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但在履历中自称自己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是四十八岁，推算起来是生于1712年，差了四岁；又如余杭人董作栋，生于乾隆三年（1738），但在履历中自称自己在乾隆五十二年（1787）是四十五岁，推算起来是生于1743年，差了五岁。如果单凭这份高植的履历档案断定其生卒年，似乎略嫌武断，有必要寻找更多的资料来验证。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内阁大库档案”有一份庄有恭“题报原任江宁府南捕通判高植于乾隆三十年九月二十日在官署病故”的档案，这份档案明确记载高植死于乾隆三十年（1765）九月二十日，与前文根据《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的推断相吻合，证明高植没有虚报自己的年龄。至此，可将高植生卒年确定为“1699—1765”。

　　二、行迹简述

　　高植是高怡侄孙，早年生涯已不得而知。只知他是乙卯（雍正十三年，1735）拔贡，并在同年举行的浙江乡试中考中为举人，乾隆二年丁巳（1737）于敏中榜进士，三甲第十五名，赐同进士出身。雍正、乾隆以后，武康科名不盛，中进士者寥寥，高植能够考中进士，也算是有清一代武康历史上的杰出人士。

　　乾隆十四年（1749），高植任江西省饶州府德兴县（今为江西省上饶市德兴市）知县。在德兴知县任上，高植经常微服出行，听到读书声则叩门而入，详细为读书者讲解。又禁止一切赌博行为，一县风气为之一变。《（同治）德兴县志》说他：“清心寡欲，勤政爱民。廉俸外丝毫无所取。案无留牍，判断曲直，人服其明决。严于捕盗，四境肃然，几至夜不闭户。”对高植的评价是非常高的。高植任德兴知县的时间并不长，《（同治）德兴县志》记其继任者为“李宗周”，乾隆十四年任，如果这个记载准确的话，高植任期还不到一年。

　　乾隆十六年（1751），高植调任九江府德化县知县。德化县是九江府首邑，县治即今江西省九江市，五代南唐以浔阳县改名德化县，1914年改为九江县。高植在德化知县任上，政绩主要有以下三条：一是大力栽培士子，遇有闲暇，即督促士子刻苦攻读，月课季考，不一而足；二是修缮已经圮坏的各种建筑物，如文庙、学院、濂溪祠墓、曾子祠、岳王祠等，都重修尽善；三是创修《（乾隆）德化县志》。《（同治）德化县志》说他“勤悫爱民，不尚智术”，是个务实爱民的清官。

　　乾隆十九年（1754）夏，高植以“卓异”擢升松江同知。因《（乾隆）德化县志》未竟，迁延一年，次年秋天才置装沿江东下。《（嘉庆）松江府志》卷三十七记有：“高植。海防（同知）。武康人，进士。”任职时间是乾隆二十年（1755），乾隆二十一年（1756）松江海防同知换为“专图”，满洲正黄旗人。

　　乾隆二十一年（1756），高植调任扬州清军同知。《（嘉庆）扬州府志》卷三十八《清军同知表》：“高植。武康人。（乾隆）二十一年任。”其继任者为“章纯儒”，澄海人，乾隆二十三年（1758）任。在扬州清军同知任上，高植受到处分，降为通判职衔，原因是他忙于兴修水利，导致“失察漕事”。

　　乾隆二十七年（1762），高植曾“权知奉贤县（今上海市奉贤区）”，未几离任。在任时，奉贤县发生一起盗窃案，有个叫王三的人到官府自首，说是与某人为同谋。高植心中有疑虑，穷究其事，原来王三是个亡命之徒，故意说自己是窃贼，并诬陷仇人为其同党。高植将王三关在监牢，把被他诬陷的人释放，没过多久真正的窃贼落网，百姓交口称赞高植不已。

　　乾隆二十九年（1764），高植任江宁府南捕通判（江宁府即今南京市）。袁枚《江宁南捕通判高公墓志铭》开篇即言“高槐堂先生任江宁南捕通判二年，病卒”，可知高植于是年上任。通判是个比较尴尬的职位，上有知府，下有知县，有些人为避嫌往往韬光养晦，低调做官。高植听讼断案，多能求其曲直，老百姓很信服他，以致许多人不到县衙去打官司，纷纷到高植这里来。高植让百姓去知县处，众百姓却死活不肯，县令妒忌不已，却也无如之何。乾隆三十年（1765），乾隆皇帝第四次南巡，驻跸江宁时，上级让高植负责宴饮事宜。高植白天应对各种杂项事务，晚上决断牢狱，忧劳成疾，竟至不起。

　　高植病亡之后，南京老百姓奔走相吊，哭着说：“自有此官，从无此公。”意思是说从朝廷设立江宁南捕通判开始，从没见过像高植这样好的官儿。高植一生清廉，仕宦多年，不蓄一钱，死后差点连丧葬都办不起。其子高文照多方筹措，才得以奉榇归里。高文照（1738—1776），字润中，号东井，乾隆三十九年（1774）举人。高文照以诗名为众所知，被德清人蔡环黼赞为“东野（孟郊）后一人”，后人刻有《高东井先生诗选》传世。

　　三、修志留名

　　高植著有《来复集》二卷，今已亡佚。除此之外，他还纂修过两部方志，分别是《（乾隆）武康县志》和《（乾隆）德化县志》，堪称修志能手。

　　《（乾隆）武康县志》，刘守成修，高植纂。刘守成，字经存，号耕心，顺天宁河（今天津市宁河县）人，乾隆二年（1737）进士，与高植是同年（同榜录取）。乾隆十年（1745）任武康知县，武康旧有《（康熙）武康县志》，修于康熙十一年（1672），到刘守成任职时，已经七十多年未曾修志。刘守成到县伊始，就有心纂修新的县志，但因初来乍到，地情不熟，所以直到乾隆十一年（1746）冬才正式提上日程。

　　乾隆十一年（1746），刘守成聘高植为“同纂”，徐庆曾、骆士彬、胡焕、骆异、章琦、姚式好、汪然、徐宗河、沈宏文为“分纂”，开始编纂《（乾隆）武康县志》。之所以聘请高植为“同纂”，一是因为高植与刘守成有同年之谊，学问、人品都属上佳；二是高植是当时武康县科名最高者，是继高怡（康熙年间进士）之后唯一的进士。《（乾隆）武康县志》编纂时间一共花了三个多月，始于丙寅（1746）之冬，迄丁卯（1747）仲春，成书八卷（另有卷首一卷末一卷），约十五万字。有乾隆十二年（1747）刻本，乾隆四十四年（1779）李培植增刻本、抄本。

　　在编纂《（乾隆）武康县志》时，高植还批评了一种社会现象。有些人孝行不足，漠视亲长，但当听说刘守成要修县志后，却到处标榜自己的父亲有某种懿行，自己的兄弟如何率谨自好，希冀能够写进县志中，自己也好以孝子悌弟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高植的做法是“其善必录之，其不善必核以削”，不开后门，不卖人情。

　　《（乾隆）德化县志》，高植辑，协辑四人（宋五仁、王永选、李凌云、方埭），分纂三十六人（名单过长，不录）。乾隆十六年（1751），高植任德化知县，上任前想了解德化县县情，多方搜求《德化县志》未果。及到正式上任，高植向属吏索取《德化县志》，属吏却以《九江府志》送呈，高植斥之荒谬，属吏说德化县向来没有专门的志书，想了解德化县县情，一向都是阅读《九江府志》的。高植开始时不信，后来又向当地一些文人咨询，都说没见过《德化县志》，于是相信了属吏的话。其实，德化县是修过县志的，只是流传不广，高植被属吏给骗了（或者属吏也不知道德化县曾修过县志）。康熙时，德化县贡生文行远撰有《浔阳蹠醢》一书，该书虽然没有贯以志书的名字，但实际上是一部体例完备又有独到之处的地方志书，可以认定为现存最早的德化县志。另外，康熙年间德化知县宁维邦修纂过一部《德化县志》，但该书未曾刊行，仅以抄本行世。

　　高植既以“化邑无坟志”为虑，公事之余，注意收集有关德化县的资料。乾隆十九年（1754）初夏，高植开始正式组织人员编纂《（乾隆）德化县志》，不久以“治行第一入觐”，知县一职由庐陵县县丞江岷署任，高植回任后又迅速被提升为松江同知。德化士民舍不得高植离去，多方请留，九江知府董榕请于列宪，允许高植留任，等到志书修纂完毕再履新。乾隆二十年（1755）季春，新任知县额尔金泰（字慎亭，正黄旗，乾隆三年举人）到任，高植与额尔金泰交接完公务之后，额尔金泰仍推高植总理县志事，不掠其美。

　　乾隆二十年（1755）孟夏，《（乾隆）德化县志》修成，历时一年。董榕称这部志书“编纂最为严简，无他志假借之失，列传尤称详确，远不遗，近不滥，得史氏法，可与康德涵《武功志》、陆清献《灵寿志》并称善本矣”。虽不乏溢美之词，但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客观的。高植因修志而推迟上任，不敢说空前绝后，恐怕也是世所少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