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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康廉吏高槐堂

日期:2015-11-03 浏览次数: 信息来源:德清史志网 字号:[ ]

   高植(1699—1765),字梯云(一作梯月),号槐堂。湖州武康(今属德清)人。乾隆二年进士,历官德兴知县、德化知县、扬州清军同知、江宁南捕通判等,为官廉正无私,人称“槐堂司马”。死后家无余财,堪称廉吏,备受世人赞誉。

  一、生卒年考

  《(道光)武康县志》《(同治)湖州府志》都有《高植传》,可以窥其生平,但皆无生卒年记载。生卒年,是人物传记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生卒年考订清楚,人物生平也就大半了然于胸了。本节通过相关文献考订高植生卒年,文字略显枯燥,但非常有必要。

  袁枚《江宁南捕通判高公墓志铭》:“先生姓高,名植……浙江武康县人。寿六十七。”袁枚告诉我们高植活了六十七岁,但却把最为重要的哪年出生哪年病卒给漏掉了。《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秦国经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16册第667页收有一份高植的履历,抄录如下:“臣高植,系浙江湖州府武康县人。年伍拾壹岁。乾隆贰年丁巳科三甲第拾伍名进士,今掣得江西饶州府德兴县知县缺。敬缮履历恭呈御览谨奏。乾隆拾肆年陆月贰拾玖日。”根据这份履历的记载,乾隆十四年(1749)高植五十一岁,逆推可算出他生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他活了六十七岁,卒年应是乾隆三十年(1765)。

  问题至此似乎已经解决了,但是清代这些官员所填写的履历却不完全可靠,有的人如实填写,有的人则喜欢给自己写小几岁。比如与高植时代相近的钱塘人周天度,生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但在履历中自称自己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是四十八岁,推算起来是生于1712年,差了四岁;又如余杭人董作栋,生于乾隆三年(1738),但在履历中自称自己在乾隆五十二年(1787)是四十五岁,推算起来是生于1743年,差了五岁。如果单凭这份高植的履历档案断定其生卒年,似乎略嫌武断,有必要寻找更多的资料来验证。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内阁大库档案”有一份庄有恭“题报原任江宁府南捕通判高植于乾隆三十年九月二十日在官署病故”的档案,这份档案明确记载高植死于乾隆三十年(1765)九月二十日,与前文根据《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的推断相吻合,证明高植没有虚报自己的年龄。至此,可将高植生卒年确定为“1699—1765”。

  二、行迹简述

  高植是高怡侄孙,早年生涯已不得而知。只知他是乙卯(雍正十三年,1735)拔贡,并在同年举行的浙江乡试中考中为举人,乾隆二年丁巳(1737)于敏中榜进士,三甲第十五名,赐同进士出身。雍正、乾隆以后,武康科名不盛,中进士者寥寥,高植能够考中进士,也算是有清一代武康历史上的杰出人士。

  乾隆十四年(1749),高植任江西省饶州府德兴县(今为江西省上饶市德兴市)知县。在德兴知县任上,高植经常微服出行,听到读书声则叩门而入,详细为读书者讲解。又禁止一切赌博行为,一县风气为之一变。《(同治)德兴县志》说他:“清心寡欲,勤政爱民。廉俸外丝毫无所取。案无留牍,判断曲直,人服其明决。严于捕盗,四境肃然,几至夜不闭户。”对高植的评价是非常高的。高植任德兴知县的时间并不长,《(同治)德兴县志》记其继任者为“李宗周”,乾隆十四年任,如果这个记载准确的话,高植任期还不到一年。

  乾隆十六年(1751),高植调任九江府德化县知县。德化县是九江府首邑,县治即今江西省九江市,五代南唐以浔阳县改名德化县,1914年改为九江县。高植在德化知县任上,政绩主要有以下三条:一是大力栽培士子,遇有闲暇,即督促士子刻苦攻读,月课季考,不一而足;二是修缮已经圮坏的各种建筑物,如文庙、学院、濂溪祠墓、曾子祠、岳王祠等,都重修尽善;三是创修《(乾隆)德化县志》。《(同治)德化县志》说他“勤悫爱民,不尚智术”,是个务实爱民的清官。

  乾隆十九年(1754)夏,高植以“卓异”擢升松江同知。因《(乾隆)德化县志》未竟,迁延一年,次年秋天才置装沿江东下。《(嘉庆)松江府志》卷三十七记有:“高植。海防(同知)。武康人,进士。”任职时间是乾隆二十年(1755),乾隆二十一年(1756)松江海防同知换为“专图”,满洲正黄旗人。

  乾隆二十一年(1756),高植调任扬州清军同知。《(嘉庆)扬州府志》卷三十八《清军同知表》:“高植。武康人。(乾隆)二十一年任。”其继任者为“章纯儒”,澄海人,乾隆二十三年(1758)任。在扬州清军同知任上,高植受到处分,降为通判职衔,原因是他忙于兴修水利,导致“失察漕事”。

  乾隆二十七年(1762),高植曾“权知奉贤县(今上海市奉贤区)”,未几离任。在任时,奉贤县发生一起盗窃案,有个叫王三的人到官府自首,说是与某人为同谋。高植心中有疑虑,穷究其事,原来王三是个亡命之徒,故意说自己是窃贼,并诬陷仇人为其同党。高植将王三关在监牢,把被他诬陷的人释放,没过多久真正的窃贼落网,百姓交口称赞高植不已。

  乾隆二十九年(1764),高植任江宁府南捕通判(江宁府即今南京市)。袁枚《江宁南捕通判高公墓志铭》开篇即言“高槐堂先生任江宁南捕通判二年,病卒”,可知高植于是年上任。通判是个比较尴尬的职位,上有知府,下有知县,有些人为避嫌往往韬光养晦,低调做官。高植听讼断案,多能求其曲直,老百姓很信服他,以致许多人不到县衙去打官司,纷纷到高植这里来。高植让百姓去知县处,众百姓却死活不肯,县令妒忌不已,却也无如之何。乾隆三十年(1765),乾隆皇帝第四次南巡,驻跸江宁时,上级让高植负责宴饮事宜。高植白天应对各种杂项事务,晚上决断牢狱,忧劳成疾,竟至不起。

  高植病亡之后,南京老百姓奔走相吊,哭着说:“自有此官,从无此公。”意思是说从朝廷设立江宁南捕通判开始,从没见过像高植这样好的官儿。高植一生清廉,仕宦多年,不蓄一钱,死后差点连丧葬都办不起。其子高文照多方筹措,才得以奉榇归里。高文照(1738—1776),字润中,号东井,乾隆三十九年(1774)举人。高文照以诗名为众所知,被德清人蔡环黼赞为“东野(孟郊)后一人”,后人刻有《高东井先生诗选》传世。

  三、修志留名

  高植著有《来复集》二卷,今已亡佚。除此之外,他还纂修过两部方志,分别是《(乾隆)武康县志》和《(乾隆)德化县志》,堪称修志能手。

  《(乾隆)武康县志》,刘守成修,高植纂。刘守成,字经存,号耕心,顺天宁河(今天津市宁河县)人,乾隆二年(1737)进士,与高植是同年(同榜录取)。乾隆十年(1745)任武康知县,武康旧有《(康熙)武康县志》,修于康熙十一年(1672),到刘守成任职时,已经七十多年未曾修志。刘守成到县伊始,就有心纂修新的县志,但因初来乍到,地情不熟,所以直到乾隆十一年(1746)冬才正式提上日程。

  乾隆十一年(1746),刘守成聘高植为“同纂”,徐庆曾、骆士彬、胡焕、骆异、章琦、姚式好、汪然、徐宗河、沈宏文为“分纂”,开始编纂《(乾隆)武康县志》。之所以聘请高植为“同纂”,一是因为高植与刘守成有同年之谊,学问、人品都属上佳;二是高植是当时武康县科名最高者,是继高怡(康熙年间进士)之后唯一的进士。《(乾隆)武康县志》编纂时间一共花了三个多月,始于丙寅(1746)之冬,迄丁卯(1747)仲春,成书八卷(另有卷首一卷末一卷),约十五万字。有乾隆十二年(1747)刻本,乾隆四十四年(1779)李培植增刻本、抄本。

  在编纂《(乾隆)武康县志》时,高植还批评了一种社会现象。有些人孝行不足,漠视亲长,但当听说刘守成要修县志后,却到处标榜自己的父亲有某种懿行,自己的兄弟如何率谨自好,希冀能够写进县志中,自己也好以孝子悌弟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高植的做法是“其善必录之,其不善必核以削”,不开后门,不卖人情。

  《(乾隆)德化县志》,高植辑,协辑四人(宋五仁、王永选、李凌云、方埭),分纂三十六人(名单过长,不录)。乾隆十六年(1751),高植任德化知县,上任前想了解德化县县情,多方搜求《德化县志》未果。及到正式上任,高植向属吏索取《德化县志》,属吏却以《九江府志》送呈,高植斥之荒谬,属吏说德化县向来没有专门的志书,想了解德化县县情,一向都是阅读《九江府志》的。高植开始时不信,后来又向当地一些文人咨询,都说没见过《德化县志》,于是相信了属吏的话。其实,德化县是修过县志的,只是流传不广,高植被属吏给骗了(或者属吏也不知道德化县曾修过县志)。康熙时,德化县贡生文行远撰有《浔阳蹠醢》一书,该书虽然没有贯以志书的名字,但实际上是一部体例完备又有独到之处的地方志书,可以认定为现存最早的德化县志。另外,康熙年间德化知县宁维邦修纂过一部《德化县志》,但该书未曾刊行,仅以抄本行世。

  高植既以“化邑无坟志”为虑,公事之余,注意收集有关德化县的资料。乾隆十九年(1754)初夏,高植开始正式组织人员编纂《(乾隆)德化县志》,不久以“治行第一入觐”,知县一职由庐陵县县丞江岷署任,高植回任后又迅速被提升为松江同知。德化士民舍不得高植离去,多方请留,九江知府董榕请于列宪,允许高植留任,等到志书修纂完毕再履新。乾隆二十年(1755)季春,新任知县额尔金泰(字慎亭,正黄旗,乾隆三年举人)到任,高植与额尔金泰交接完公务之后,额尔金泰仍推高植总理县志事,不掠其美。

  乾隆二十年(1755)孟夏,《(乾隆)德化县志》修成,历时一年。董榕称这部志书“编纂最为严简,无他志假借之失,列传尤称详确,远不遗,近不滥,得史氏法,可与康德涵《武功志》、陆清献《灵寿志》并称善本矣”。虽不乏溢美之词,但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客观的。高植因修志而推迟上任,不敢说空前绝后,恐怕也是世所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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