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敦煌，撇开宗教，脱离常识，只专注于艺术，那是荒唐的，必须培养开放的心态，否则就无法领略其最鲜艳、更美丽的一面。看敦煌，更是为了学敦煌。2014年2月22日，我特别到浙江美术馆看了敦煌大展。在浙江敦煌学学者研究成果厅，我逐一看了每位学者的介绍与著作陈列，怎么少了德清俞箴墀先生？

　　俞箴墀[1]，俞林孙，俞祖绥子，字丹石，号德孟，笔名天游，生于清光绪元年十月初五（1875年11月2日），祖籍浙江德清，为德清俞氏之一脉，系俞樾的侄孙。虽德清县史志办所编《德清古今人物》录有俞箴墀，但对于该人物的生平事迹却记之草草，未有大观，今特爬梳史料，钩沉故事，致敬前贤。
    俞箴墀五岁失怙，由堂长兄俞同元抚养，幼居江苏无锡，他还有个胞弟箴玺，字篆玉，曾任山东昌邑县、绥远萨拉齐县知事，善治印，有印谱传世。青年时期俞箴墀赴天津求学，肄业于北洋大学堂。嘉德四季第十七期拍卖会上曾现俞樾为孙俞陛云、侄孙俞箴墀事致北洋大学堂首任督办盛宣怀的手札。光绪二十七年（1901），俞箴墀被清廷补为江苏试用县丞，寻任商务印书馆编辑、无锡竞志女校教员[2]、江苏省立通俗教育馆[3]博物部主任，与钱基博（即钱锺书的父亲）有交谊，钱基博著《武侠丛谈》收录有一篇俞箴墀口述、钱基博笔录的《某公子》[4]。1917年1月24日，俞箴墀在无锡县立通俗教育馆开馆仪式上做了题为“通俗教育”的学术讲演。辛亥革命时，锡金军政府请俞箴墀往两学署点交公产。中华民国新立，他被聘为国务院咨议，曾出使日、韩，并任驻韩国甑南浦领馆副领事，归国后致力文教，干过厦门集美学校教务长。民初介绍西洋文学最有力者当推林纾，之后以周瘦鹃、程小青和俞箴墀为显。范烟桥著《中国小说史》这样评价俞箴墀：“翻译小说，能不失原书之精神者，有俞天游之《荒服鸿飞记》及续编、《黑白记》及续编、《黑肩巾》……译域外小说之短作甚多。”1907年创刊的《小说林》就印行过他与东吴大学国学教师嵇长康合译的美国乌尔司路斯著《镜中人》（一名《女侦探》），该译著苏州图书馆藏有半部。美国巴洛兹所著《人猿泰山》在国外很风行，也制成电影，曾到中国放映。而把原著小说译成中文的，改名《野人记》，正是俞箴墀、胡宪生、张碧梧等人，192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俞箴墀的遗稿《猿虎记》《古城得宝录》《覆巢记》《弱岁投荒录》，为全套十本中之四本。

　　当俞箴墀还在南方履职时，北方正悄然发生着一件大事，敦煌当地所存无多的遗书被辗转运抵京师图书馆。随即一批热爱敦煌的有识之士陆续来到北京，意在参与到敦煌经籍的整理、保护、研究中来，担负起抢救文化宝藏的重任。1919年8月，俞箴墀从南方只身来到北京，其母与妻女仍住在江苏无锡。三个月后，俞箴墀成了京师图书馆的馆员。斯时，他的三哥俞陛云、六弟俞同奎都把家迁来了北京，俞陛云时在清史馆任协修，俞同奎正在北京大学任教化学门。工作之暇，兄弟仨常有走动，且将心爱之书互相递藏，如民国癸亥（1923年）文澜阁四库全书补钞本《金石经眼录》。

　　1920年3月25日，俞箴墀从京师图书馆庋藏科调入唐人写经室，后任舆图与唐人写经室主任，主持检查、整理馆藏敦煌石室唐人写经工作达六年之久。1921年底，俞箴墀在日记中总结本年度工作时写道：“今岁办公比较上略勤于往岁，计量经二千余卷，庋藏二千八百十二卷，检查一千二百三十六卷，编订普通室新书数百种，职务上似可告无罪。”而这样的进度与既定的目标相比，是不算快的，甚或已经慢了。此前，馆长陈垣与他约定，“尽阅馆中所藏，日以百轴为度。凡三越月，而八千轴毕”。这约定简直是短期内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且在薪资待遇上亦不得平等。那时京师图书馆的工资常常拖欠，即使发工资，也非全额。即便如此，俞箴墀不生抱怨，不敢懈怠，始终一心扑在这项外人看起来很体面实则异常艰辛的工作，带领同事们[5]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攻苦食淡，积论成编。
    1925年前后，属于俞箴墀的黄金时间，对于敦煌学、故宫学、燕京大学的历史来说都有着特别的意义。因为学识渊博、业务精专、人品贵重，他被京师图书馆主任徐森玉派往清宫点查藏书。1924年11月至1925年5月，俞箴墀为清室善后委员会特聘顾问。起初，他与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六弟俞同奎拟定每星期二、四、六入故宫内办事，他本人主要负责点查景阳宫、永和宫、毓庆宫等处。俞箴墀《绛瑛馆日记》：1925年2月24日，以徐森玉为组长的第二组“同行七人至昭仁殿，即天禄琳琅，奇书满架，最佳者为宋版《四朝名臣言行录》《六臣注文选》，明版《上京集》《文心雕龙》《农书》。”其间，俞箴墀曾致信陈垣，陈述了四条建议：一速事审查，二筹办图书、博物二馆，三从缓开放故宫，四分部进行善后事宜。如当年就有大学师生和媒体记者提出参观故宫的愿望，可是时机俨然不成熟，因此俞箴墀想通过陈垣正告有司暂缓开放故宫。然而，他的建议并未被采纳，故宫的大门过早地向民众打开了。无独有偶，俞同奎对俞箴墀的“筹办图书、博物二馆”也持肯定意见。不久，俞同奎就发表了《对于清室善后委员会的希望》一文，详细阐述了筹办二馆的设想。俞同奎认为筹建二馆，贡献出清宫中所藏，为全社会所公有共享，才是含有真的革命意味的做法，才不辜负国民政府的重托，才算完成清室善后委员会的职守。在点查故宫文物的日子里，故宫里盗窃案时有发生。俞箴墀对此深恶痛绝，为远离是非之地，他毅然辞去顾问的兼职。此后，他的《绛瑛馆日记》中不再有入宫的记载，但他对故宫之事仍然是关心的。

　　离开故宫的当月，俞箴墀即接受了燕京大学国文系的聘书。俞箴墀的国文修养本来就佳，又精通英文、法文、日文，并有专门的译著，做大学教师是顺利成章的事，燕京大学得之甚喜，并邀其参与了国文系的教学改革和教师队伍建设[6]。他为燕大文理科学生安排了国学概论、诸子概论和作品选读等课程。从他所讲的《中国学术胚胎时代》《周秦诸子学说分派大概》以及周秦诸子学说的依次介绍，对《史记》《史通》和曹丕、杜甫、韩愈、梁启超、章太炎等名家作品的选讲中，可以看出，他的涉猎很广泛，他“把中国经几千年来累积的学问挤入大学课程的框架里”。他对佛教也很有研究，特意安排给燕大文理科二年级男生讲授《老学佛学之蜕化》《佛教入中国之始末》《佛教入中国后经典之分别及出版》，等等。同期在燕大任教的浙江籍教师有吴雷川、刘廷芳、沈兼士、沈尹默[7]等。不过，这下可苦了俞箴墀。当时他一人住在京师图书馆宿舍，身边仅有一个仆人帮助照料起居。如此一来，他每星期有五日需往返于京师图书馆和燕京大学之间；而一日之中，他上午要授课，下午要坐“馆”，无休不说，他的状态真的是焚膏继晷。眼前，他所教的国文课尚无现成课本，需由他自选范文，交给学校缮印，然后作为讲义发给学生。馆藏敦煌写经编目需在本年告罄，善本室各部书籍的清整、秋季晾晒等亦当有序开展。这些临时的或常态化的事务都要他亲自去安排、操办、落实。这一年，他干得十分出色，馆校两头兼顾得很好。实践证明，俞箴墀不仅职业，而且敬业。1925年夏，俞平伯到燕京大学任讲师，主授文本科二年级的文学史，就是俞箴墀给推荐的。据范日新的《在燕大所受的熏陶》：“著名红学家俞平伯也给我们上过课。他善于引用《红楼梦》的有关词句解释课文，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

　　这里不得不提一件事，1925年9月1日，敦煌经籍辑存会在北京午门历史博物馆成立。此会是敦煌学研究史上最早的学术团体，发起人是时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叶恭绰，马叙伦、陈垣、沈兼士、马衡和俞箴墀是此会的积极响应者。俞箴墀的日记记载了他应邀参加此会的全过程，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原始记录。他真是敦煌学的有心人，依大正《一切经》，编次了京师图书馆馆藏敦煌经籍，后成《敦煌经典目》一套，为《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之最精要部分，对敦煌遗书的后续研究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应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敦煌经籍辑存会之请，1930年春，陈垣在俞箴墀的基础上，编成了史上第一部大型敦煌写本分类目录《敦煌劫余录》，著录京师图书馆所藏敦煌写本8679件。
怎奈慧极必伤，情深不寿。1926年的北京迎来了“民国以来最黑影的一天”，鲁迅写下了著名的时评《记念刘和珍君》，恰死者中便有俞箴墀的女学生魏士毅。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3月19日，俞箴墀在日记中云：“魏生在二年级读书，人极温淑，无疾言遽色，遭此摧折，至堪惋惜。”那日，他一直留在燕京大学参加追悼会，直至下午4点后方回到京师图书馆稍事休息。之后的一个星期，他照例晨起至学校，只是感各方面不适，未上课。时在京的某大学校长提议在中山公园公祭殉难诸烈士，来函征询燕京大学校方的意见，俞箴墀代校长司徒雷登拟了一纸复函，公开表明燕大的态度。从他妥善处理燕大殉难学生后事来看，他是深得司徒雷登信任和燕大全体师生满意的。哀怜他总是把公事做得尽善尽美，不顾因病力弱，仍坚持上课、任主考、评阅试卷，直至病情告急，他自感“廉颇老矣”，亟待调养，乃请辞燕大教席。5月24日，燕大男校文理科科长洪业代表司徒雷登校长到京师图书馆看到了俞箴墀，并“奉司徒校长命，以银三百元见赠”。    
    不想，不到半年，俞箴墀便病逝了，享年五十二岁，时为1926年8月6日。葬万国公墓，墓碑由俞陛云书题“天下畸零人之墓”。何谓“天下畸零人”？俞家人中流传着一种说法，俞箴墀的婚姻很不幸福，因是“指婚”，夫人又很不懂规矩，终致夫妻失和，一直分居。曾几何时，俞箴墀云游他乡，决心不再回家。他随许钦差出使朝鲜和日本时，碰见过一个日籍女子，与他很情投意合，愿嫁他为妻。但俞家为旧礼世家不能自行择婚，据说该女子随俞箴墀乘船回中国时，跳海而亡了。而俞箴墀下葬时，仅俞陛云、俞同奎等数人到场送别，甚是凄冷。俞箴墀膝下无子，唯有一女，名俞兆瑾，随祖母居无锡，未婚，昔为华东军区转业干部速成中学教员、无锡高等师范学校教师，20世纪80年代住无锡市湖光新村25号103室，今亦不在人世。

　　1931年，距俞箴墀去世五年，中央研究所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了《敦煌劫余录》。陈垣在《敦煌劫余录》自序中念及俞箴墀：“回忆壬戌（1922）之春，佐予检阅至勤者为俞君，今斯录成，而俞君墓有宿草矣，可胜慨哉！”1942年，俞陛云在《同声月刊》第二卷第五号发表了二首词，其一为《买陂塘·题丹石五弟所著言情小说》。此后数十年，俞箴墀三个字很少见诸报章和出版物。近年燕京大学校友史编写委员会编的《燕京大学史稿》和燕京研究院编的《燕京大学人物志》也都没有写到俞箴墀，仿佛后来的人把他彻底遗忘了。幸赖俞陛云父子将俞箴墀的三本日记精心保存了八十余年，经孙玉蓉女士校读，刊布在《文汇报》《文献》《文史知识》等有影响力的报刊，使后之览者读到了这样一位深具优秀人文传统的前辈学者。言必忠信，行必笃敬。